老茅头触的不只是耕地红线
[摘要] 茅先生针对的是土地应回归生产资料，在市场自然流通，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土地功能。当农民的土地在资本市场等价交换时，不但可以促进土地资料的真正有效利用还可以刺激土地资料的开拓。因此指出，土地红线与粮食安全无必然关系，只与特权和利益相关。兼答网友提问。
茅以轼老先生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总是秉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不为眼前的某一种意见占强势而有半点圆滑世故。在政府迎合民意鼓吹经济适应房的时候，他坚持认为解决之道不是经济适应房，而是廉租房，事实上，经济适应房最终要与市场并轨，二元制的市场留足了权力寻租的空间，政府这样的安排，事实上只满足了某个有权利获得经济适应房的利益团体的需求，平衡了少部分人的低价购房需求，并不能实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
茅老在这个问题上得罪的人不少，甚至有人把他划为房地产开发商的代言人;遇到站队问题，茅老仍然耿直不阿，坚持自己的信念与追求，他甚至直言：“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的道理很简单，“要使穷人变富，你得保护富人”，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如果富人得不到保护，谁还敢成为富人?茅老要倡导的社会问题发展解决的逻辑是：让富人的合法利益得到真正的法律保护，保护富人的权益就是保护那些从穷到富的过程中，人们劳动创造得到的胜利果实。如果社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后果将非常严重，民不敢富，富不敢留——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写照，富了的人都想方设法把资金挪到海外，存在瑞士银行，举家迁民，中国事实上成为了资本输出大国，却都是从非法的途径输出为主。百姓有钱不敢花，赚钱不敢说，有钱不敢留在故土，这是中国人中国社会当前最大的悲哀。任你下降多少利息，补贴多少开销，百姓一律不消费，如何拉动内需?
可是，现在的状况下，百姓敢消费吗?敢买房吗?敢买股票买基金，敢去投资开公司办厂吗?
在思考改革开放的深层次问题上，茅老清晰地理出了自己的思想脉络：经济改革，利益于思想的解放，政治的昌明。而政治的昌明，最重要的也最难解决的是还政于民，还权于民，政治的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都不是问题。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终究还在于法治，法治才可能导致和谐。
我们这个社会要向文明更进一步，要让民众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享受更多的人类文明，就必须放弃很多鄙陋的恶习，比如以暴制暴，用剥夺一部分人利益的方式让另一部分人富裕，牺牲大多数草民的利益，养肥少数特权利益集团，这些都是不和谐的基因，最终会导制矛盾的更加尖锐化。社会要防止以暴制暴，就要制定更科学合理更文明的“游戏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法律，因此法制的相对独立，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基本的人身自由，才可能对权力有正当合理的监督，才可能使力量悬殊的双方，可以法律面前有对等的博弈条件，独立的司法才可能确保法律不被特权所利用。这些问题，茅老当然说得清楚，只是他比我更懂得隐晦和委婉地表达。
这一次，茅老在保护耕地的研究中，以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提出了城市可用土地的解决之道。一举打破了人们思维囿限在“18亿亩红线”思想枷锁。应该客观地说，把保护耕地作为一项国策，严格限定18亿亩耕地保护的红线，在历史上曾经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是农业大国，农业问题一直是国家之根本，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在执行的过程中，“红线”问题其实越来越形式化，官僚化，最终走向了权力寻租化。因为有了这个红线，城市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珍贵，最终酝酿了房地产价格高企，政府和开发商从中渔利，受损失的只有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所有者——城市里的农民。他们被剥夺了，被城市剥夺了。修公路铁路机场等公共设施，修建商品房，都是低价甚至零成本剥夺了农民的结果。30年来，城市的繁荣，就是剥夺农民的结果。
而在农村，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土地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珍惜，曾经有几年，大片的土地没有人耕种，因为耕种土地的成本太高，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是亏损的，还不如进城打工，或者干脆让它荒芜，哪怕贴一点税也比亏损要划算。农民的土地得不到充分利用，耕地保护的政策最终只是官僚们用来谋取私利(包括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如今虽然农村免税了，还有各种补贴，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并没有普遍提升，因此市场远没有实现农产品的真正价值。和日本相比，中国的农产品价值太低太低，粮食一度成为非常赚钱的生意，足以看到维持现有的粮食价格体系和耕地保护政策，实际上保护的并非是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
要触动这根“红线”，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因为“红线”的表面是拿“老百姓的肚子”甚至“国家安全”，“社会安定”来说事。幸好茅老的研究是有根据的，很好地回应了这一反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是我国三大基本国策之一。国策的根本是“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而简单地划一道“红线”，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还存在因为这个“红线”而破坏了土地资源，浪费了土地资源。每年有大量破坏耕地的案例并没有因为“红线”的存在而减少，农村耕地的荒芜更是对土地的极大浪费，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并确保足够的粮食生产，并非要靠这道红线来解决。市场有“看不见的手”产生作用，政府还有大量的手段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红线”并非保证粮食安全的“灵丹妙药”，反而有可能是毒药，是社会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阻碍。
打破了耕地“红线”其实是打破了某种利益格局，打破了官僚们心目中一直用来推卸责任的“保护线”，也同时打破了人们头脑里一直深信不疑问的所谓“人多耕地少的中国特色”政治困境。“中国特色”的基础就是人多地少，平均资源占有率少。因此制定了很多源于这个特色的奇怪政策，表面上保护了百姓的利益，事实上只是限制了普通百姓，纵容了特权阶层的任意发展。
没有特权的百姓只生一个好，有特权的人多生几个更好;没有特权的人购买高价商品房，有特权的人不用钱也可以分大房子;没有特权的人做点小生意得随时防备城管工商税务卫生防疫和公检法，有特权的人做什么生意都叫开拓创新;没有特权的人贷款艰难，有特权的人贷款挥霍可以不还;不受监督的权力已经滋生出一批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权力吃权力”的不同利益集团，这些特权既得利益集团并没有受到任何一个“基本国策”的制约，他们心中永远都没有“红线”，这就是如今社会存在大量不和谐因素的根本原因。
社会已经进步到承认差异的年代，茅老在尽职尽责地倡导人们不要仇富，哪怕挨骂，也要为富人说话。茅老的“老茅头”永远指向特权滥用，指向不受法治约束的特权阶层，指向社会不公，指向禁锢在人们思想深处，影响人们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深层次枷锁。茅老这次不仅仅触动了耕地保护的“红线”，更触及了很多人的思想红线，以前总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地方，恰恰是我们现有法律体系保护下，应该大胆迈开脚步奋勇向前的方向。
相比起来，我们中很多人对茅老的理解还远远不够，但茅老的每一次思考，每一次发言，都振聋发聩，细细思考过后，令人叹服他的正义，正气，正大光明和不为权势所屈服的巨大的勇气。在我看来，他代表着当代中国人的良心。
[刘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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