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喜，现任丹东市客运总站工会副主席。他为了帮助别人寻找丢失的自行车，一年到头，在大街小巷，穿胡同、走江边、遛马路，顶烈日、冒风雪，日夜不停的寻找了20多年。
这位小伙子听到这些话，才松开了好心人王双喜，并道歉地说：“真对不起，我也是丢车丢怕了，我开车的钥匙板太软，一下子拔断了，我正要撒目哪有修车的，一回头，你把我的自行车推走了，我就以为……”
王双喜笑道：“没关系。谢谢大家的理解。”
再说一位丢了自行车的小伙子，二十多岁。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天王双喜敲开他家门，说给他送自行车。这个小伙子非常感动，紧握着王双喜的手不放，他激动地说：“我今年一连丢了三台自行车，气的我真想去偷一台，自己用用。大叔啊，你给我找回这台自行车，也是挽救我没犯错误啊，我也要向你学习!”
原棉织六厂工人马连德说：“我的自行车被王双喜师傅找到送回家，我是太激动了。现在有的人给父母办事还讲个‘明明白白’，而王师傅义务寻车不图名利，真是令人敬佩!”
王双喜曾说：“寻车光凭着一腔热情还不行，这里边还是有点学问呢。”王双喜平时身上总带着“四件宝”：砂纸、放大镜、钢笔和笔记本。发现丢失的自行车，首先用砂纸去蹭看不清的钢印号码，然后用放大镜看，再记在笔记本上。最后到公安局自行车管理中心查档案。经过这几道顺序已经够难的了，可是王双喜说：“这几道顺序是他寻车最容易做到的，最费时最困难的是送还自行车这一环节，比如查找失主的姓名和单位就很麻烦，为了抓紧时间，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打电话，有的电话换号了，有的搬家了，有的单位转制了，有的从单位调走了、下岗了，或者自行车更换车主了、重名了、逝世了等等原因，要想找到一个失主，很少打一两个电话能解决问题的。”
单说这打电话的费用，王双喜每月少则四、五十元，多则上百元。而他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五百多元，有时候兜里就剩几元钱了，要给失主打电话，买烟就不够了。在这两难之间，王双喜忍痛割爱，不假思索地将30年烟龄一下子戒了。就连大夫听了都大加赞赏，这个人太有毅力，一般人戒烟费老大劲了，不到病的要命了是很难戒掉啊!1998年2月16日是王双喜的戒烟日，他为群众寻车告别了30年日夜离不开的“老朋友”。
送车也是个出力气的活。1992年4月的一天傍晚，王双喜在鸭绿江边的坝根底下发现一辆自行车，他将自行车抗回家，经过“蹭、看、记录”，再到自行车管理中心查底卡，得知失主是丹东印刷厂的职工，可一联系此人早已调走不知去向。又通过公安局查找到失主的新单位，不料正赶上星期天，打电话无人接。晚上王双喜打听到失主的家，二话没说，推着自行车来到失主楼下，听说住在7楼，他扛起自行车又登上了7楼，终于见到了失主。为了返还一辆自行车，几乎耗费王双喜整整一天的休息时间。
有一次清晨，鸭绿江退潮时，王双喜发现江边露出4辆自行车，其中有两辆还锃新，他就挽起裤腿，踩着泥泞的滩土，把自行车一辆一辆扛上岸。晨练的人们都像发现了新大陆围过来观看。其中一位30多岁的男子和他的儿子说道：“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你的报道，我们认为initial是丹东第一彪，吃饱了撑的干这个活?”王双喜摆了摆沾满污泥的双手笑着说：“如果这其中有你丢的车，我给你从烂泥里扛上来，把车子还给你，你们爷俩还能说我是丹东大彪子吗?”在场的人都会心的笑了。王双喜也跟着大家一起笑了。
人们称王双喜是“活雷锋”，王双喜坦诚的说：“我的目的是在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办点实事好事，使他们从我的行动中真正看到，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大潮中，还有不为钱财，甚至自己搭钱为他人办好事的人。我想用自己的行动来弘扬和传播雷锋精神，来证明学雷锋不是‘三月来四月走’，让雷锋精神永驻人间”。
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截止1999年12月8日，在丹东市麦克小区1号楼附近，王双喜寻找到第5000辆自行车并返还失主。
当年，王双喜荣幸地接到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颁发的“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这是王双喜的荣耀!更是丹东人的骄傲!
2008年9月20日，一辆被盗牌号Y143642灰色24型飞鸽牌自行车返还到失主张朋的手中。从此，王双喜又创造了义务寻找返还自行车10000辆的人间奇迹。
中国互联网向中国唯一的申办机构辽宁省教育出版社吉尼斯申报中心和英国吉尼斯总部同时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义务寻单车之最”。
王双喜创下了寻还自行车奇迹，而今他并没有停步，还在为群众寻找丢失的自行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编辑 冯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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