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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大众”文化折射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和问题

www.lnnews.net 作者:威尼斯人 来源:网络整理 发布时间:2018-09-12 08:22

她如今对“大众”这个概念感到疑惑,她更愿意称之为“流行文化”“分众文化”而非“大众文化”,她比以往更加重视这些领域,因为在她看来,“这些,比所谓的精英

从“创造101少女”到“宫斗剧”,再到“抖音”短视频,大众文化又一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批评者说,大众文化使人变蠢,它是“草履虫”式的单细胞低级娱乐;支持者则说,这是一定群体的自发选择和情绪宣泄,而那些来自所谓精英们的鄙视,实则是他们身处变革时代感到无力和茫然。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是国内最早研究大众文化的学者。在中国,大众文化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繁荣于20世纪90年代(以下简述为90年代)。1999年,戴锦华写作的《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首次出版就被奉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圣经”,今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戴锦华的《隐形书写》《雾中风景》和《浮出历史地表》(与孟悦合著)。长江日报读+借此机会专访到戴锦华,试图从90年代的渊源里,梳理些许今时今日大众文化的面貌,但她如今对“大众”这个概念感到疑惑,她更愿意称之为“流行文化”“分众文化”而非“大众文化”,她比以往更加重视这些领域,因为在她看来,“这些,比所谓的精英文化更丰富地、更真切地表现了中国社会文化心态和文化问题”。

戴锦华:“大众”文化折射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和问题

《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流行文化让人变蠢?

《隐形书写》首次出版是在1999年,如今再版,已将近20年。“这本书现在读起来,可能历史资料的意义更大。一方面,我确实觉得这本书试图解决的很多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发生了丰富的变形。”戴锦华说,“希望这本书仍然能够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路径”。

今天,人们掀起了新一轮对所谓大众文化的口诛笔伐。回到90年代,一切都不是新鲜话题。大众文化的滋养土壤是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而90年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

在《隐形书写》的绪论“文化地形图及其他”中,戴锦华开篇便写道,“毋庸置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姑妄称之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流行文化以愈加有力而有效的方式参与着对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构造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当代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大众’文化始终在通过不尽相同的途径或隐晦或直接地作用于中国社会,只是由于某种文化的‘视觉误差’的存在,使它长期以来成了文化世界之外的盲区。而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降,‘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和繁荣,以及它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大举入侵和深刻影响,使得我们无法对它继续保持可敬的缄默。”

大众文化一面生机勃勃一面争议满满,被所谓的精英主义嫌弃,并非中国独有。美国作家苏珊·雅各比在她的新书《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里痛批,“电视、名人文化和青年营销是大众文化反智的三架马车。”作家卡尔维诺在1959年至1960年期间进行了他个人的首次美国之旅,他在《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中写道,他身边的知识分子朋友们,既乐于带着优越感翻阅那些粗鄙而情色的读物,又忙不迭对其嗤之以鼻;文化精英是流行文化的生产者,但却不屑消费他们所制造的产品,反而执着地哀叹人文情怀的沦丧……不过,卡尔维诺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并非全然否定,他认为,“通过节目传达和教会人们以一种批判的态度、质疑的态度,去反思现实生活,去关注讨论的技巧,去理解相反的观点,这就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文化任务……”

作为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和卡尔维诺的某些想法有不谋而合之处,她在90年代便认为,站在经典文化的“孤岛”上,将杂芜且蓬勃的“大众”文化斥为“垃圾”并感叹当代文化的“荒原”或“废都”,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姿态,但热情洋溢地拥抱“大众”文化,或以大理石的基座、黑丝绒的衬底将其映衬为当代文化的“瑰宝”,则同样无益且可疑。

在新版《隐形书写》中提到“大众”文化,戴锦华都在“大众”一词上打上了引号。采访中,她解释,在数码转型冲击的现代社会,精英或大众的群体划分变得模糊而可疑,由此而来的“大众”文化是否真的存在,她持怀疑态度,她更愿意以流行文化称呼。但她比以往更加重视对这些领域的观察,因为“这些,比所谓的精英文化更丰富地、更真切地表现了中国社会文化心态和文化问题”。

始终是个情怀党

作为一个流行文化的观察者,59岁的戴锦华,话语里不时流露出“时髦感”,她熟悉“抖音”短视频和“小确丧”(流行语,指微小而确实的颓丧时刻,比如为了生活而不得不早起上班),精准地调侃遍布大街小巷的自拍者们“背对美景,面对虚空,四十五度角,灿烂微笑”。

然而,尽管戴锦华仍然保持着好奇,对流行仍然敏感,她却并不热衷于追赶这个时代,“整个90年代到今天,对于一个所谓的人文学者来说,我们是置身在一个‘行易知难’的时代,以各种行动介入这个时代相对容易,但我们真正认知这个时代、把握这个时代变得非常困难,我无法解决我内心深刻的不安,因为我难于确定方向、把握时代。”戴锦华不止一次地当众宣布过,她选择留在属于她的年代,“尽管可能很落伍,但我始终是个情怀党。”

她的年代是怎样一个年代?1982年,戴锦华从北大中文系毕业,赴北京电影学院任教,迅速声名鹊起,成为电影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1987年,她还参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史论专业。那是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80年代。随后而来的90年代,伴随着“南巡讲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想主义被商业大潮冲击得溃不成军。那时的戴锦华,不可谓不痛苦。高晓松曾在自己的脱口秀中回忆,90年代初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听戴锦华讲课,讲到80年代的电影,戴锦华评价“大师最后的年代一去不返”,并在讲台前失声痛哭。

而在新版《隐形书写》的前言中,戴锦华回忆起20世纪末端,这么评价,“此间,横陈着历史的裂谷、时间的暗箱和情感的潜流。此间,世界地图重绘,世界格局重组,冷战陡然间终结,我们突然坠入了‘无主的时间’与‘无主的空间’之中。不同于两极争霸的历史和一极统摄的担忧,世界坠入了一段逐鹿环球的历史时段之中。此间,中国经历着蜕变、震荡与重启,在凝滞的时段之后,迸发而出的热望、欲念、骤刹、急转,同样如同某种咒语般令我,也许是我们,在错愕、痛楚与张皇间定身而茫然四顾。”

在尝试突破这种精神危机时,戴锦华于1993年选择离开北京电影学院,回到母校北大任教,并在90年代开中国风气之先进行文化研究,她说,那是“一次思想和生命的偶遇与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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