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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常宝华先生:他是新旧社会之间的相声艺人

www.lnnews.net 作者:威尼斯人 来源:网络整理 发布时间:2018-09-13 12:12

我一直很想知道的是,这一批生在旧社会的老艺人,在面对新中国时,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就像现在的某些相声史写的一样,是毫无保留地拥抱了新社会?

惊悉常宝华先生在2018年9月7日上午去世,倍感伤怀,不由得回想起我在几年前和他的一段交往。那是2010年,我刚把博士论文的题目定在做五六十年代的相声上,通过另一位先生的辗转介绍,来到常宝华先生在丰台的家里,前后做了六七次的访谈,访谈的重点是他在建国后从民间进入体制的那段经历。我一直很想知道的是,这一批生在旧社会的老艺人,在面对新中国时,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就像现在的某些相声史写的一样,是毫无保留地拥抱了新社会?

怀念常宝华先生:他是新旧社会之间的相声艺人

安度晚年的常宝华祝鹏程摄

常先生很好客,无私地接待了我。一杯清茶,两人对坐,侃侃而谈,聊到忘情处,就抛开提纲,经常是想到什么就聊什么。老爷子善解人意、落落大方。在访谈过程里,我提了很多刁钻的问题,有的他回答了,有的则三言两语轻轻拨开,但总是笑脸相迎,表现得很宽容。后来,我把访谈资料整理出来,看着这些文字,一个完整的常宝华呈现在我面前。

常先生是满族正白旗人,生于1930年,是标标准准的民国人。他父亲常连安是京剧科班艺人出身,后来又靠变戏法、说相声,在张家口、天津一带谋生。民国时期的曲艺界还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社会边缘群体,有着强烈的排外性与封闭性。为了维系行业传承,艺人群体在内部执行一套严格的传承制度。艺人如果没有以拜师,便是没有传承的“海清”,无法卖艺挣钱,也没有资格收徒传艺。1931年,常连安让自己的儿子常宝堃拜在名艺人张寿臣名下,两年后,他自己又作为张寿臣的“代拉师弟”,拜在已故艺人焦德海的名下,正式进入相声界。

怀念常宝华先生:他是新旧社会之间的相声艺人

《新华月报》上刊登的《光荣牺牲的艺人常宝堃》,作者萧风

常连安是一位相当有成就的实业家,1939年,他在北京创立了时期著名的相声演出场所——启明茶社。启明茶社荟萃了当时北京相声界的骨干艺人,最为夺目的就是常家这一窝“蘑菇”。常连安艺名“老蘑菇”,他的四个儿子依次叫“小蘑菇”“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四蘑菇”就是常宝华。

怀念常宝华先生:他是新旧社会之间的相声艺人

启明茶社广告,选自《游艺画刊》

“四蘑菇”小时候也被送到学校,但他只读了很短时间的书,就被父亲拉回去学艺演出了。直到晚年,常宝华回忆起这一段,还不无伤感,“我说:我不说相声,我想读书!我父亲到厨房拿出空了的面口袋给我看:老四,咱们得吃饭!”

带着遗憾的常宝华又回到了相声剧场,在各位名艺人的熏陶和父兄的传授下学习相声。和父兄相比,他已经不再需要“撂地演出”,所以他没有“刮风减半,下雨全完”的演出经历。但另一方面,在卖艺的过程,他仍然遭遇了很多苦难,从小见惯了世态炎凉。

我那年在天津,还没解放呢,十几岁,每次我一上台,“哗”一下子台下一二排人就走了。我知道为什么走了,带头的这人姓李,行二,是绸缎庄的少掌柜的,他买了票以后要耀武扬威地享受一下对他的吹捧。“哎呦,李二爷来了!”“李二爷好!”我就故意不搭理他。我不理他,他还要招我:“哎呦怎么着四儿?”我说“怎么着二儿?”“你怎么管我叫二儿?”“那你为什么管我叫四儿啊?”旁边说了:“这是李二爷。”我说:“哦,他管我叫常四爷就行了。”他急了“这什么话!”等我一上台,他一摆手,连他带随从就全撤了。我那感受不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认识,这是一种很深刻的很残酷的人权的限制。

据他回忆,1948年18岁的时候他还因为在别的场子看相声,没有对巡查的警察起立致敬,而被抓进过拘留所。

大概是怕把他和底层的江湖艺人等等同起来,成名后的常宝华回忆起早年的经历,说的更多的是苦难,很少提及他早年的演艺生涯。后来,翻阅1944年的《游艺画刊》,我找到了一则有意思的报道:

蘑菇的奶流两盆人小哏大侯一尘吃亏

四蘑菇也是“常连安公司”的出品,天生滑稽。有一天晚场在启明茶社说“数来宝”,侯一尘给他捧哏。他说“打竹板走慌忙,眼前来到大同药方,大同经理本姓冯,专卖冯家疥疮生乳灵,生乳灵我不买,吃了当时就流奶,蘑菇的奶流两盆,留着就喂侯一尘”,闻者无不捧腹。

这和晚年的常宝华作为严肃的艺术家的形象大相径庭。

常宝华是1951年正式拜入马三立门下的。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两年,轰轰烈烈的相声改进事业也已经开展起来,艺人们初次见识到了新政权的力量。1951年,大哥常宝堃不幸牺牲在了朝鲜战场,那场备极哀荣的葬礼给很多艺人以深刻的印象。显然,新中国对艺人采取了恩威并施的举措,既提升他们的地位,把他们拔擢为“文艺工作者”,又改造他们的思想与艺术,荡涤掉他们身上的污秽。

怀念常宝华先生:他是新旧社会之间的相声艺人

四十年代末启明茶社在什刹海的消夏相声会周海婴摄,选自其摄影集《历史的暗室》

当时的常宝华已经二十多岁了,个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念已经成熟,思想改造能在多大程度上楔入一个成年人的脑袋,恐怕是存疑的。但在长期的底层生涯中,艺人形成了八面玲珑的性格。根据社会风向察言观色,从而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是艺人生存的本能。另一方面,新中国的变化也确实让艺人感动,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旧的秩序已经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艺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翻身”体验。在接受访谈时,常宝华多次提起中国的新气象带给他的振奋:“1953年,他穿着军装,想听听相声、看看戏都进不去,不让进,打票也不行,不卖给你。这就叫纪律!比国民党不知道强到哪儿去了!”六十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很动情。

当时,常宝华随家迁到了天津,就职于天津市曲艺工作团,负责在政府和艺人之间联络,定期向天津市文化局秘书长何迟(即后来的相声名作《买猴儿》的作者)做汇报。有一次工作中引起的风波,为我们展示了老艺人在进入新中国时的复杂心绪:

我向演员传达一个何迟同志的指示:我们唱新段子太少了,有些不能老演。有的演员就说了:“我告诉你老四啊,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干了。”“你不干我也不干了。”我向何迟提出来:“他们说不干了,挺烦他们的。”何迟抽着烟:“宝华,……我们工作就是为了解决矛盾,真没了矛盾我们工作起来也没劲不是。不干了是为什么?从小学艺学老的,你非要他学新的,他觉得无路可走了。今天告诉他们,从开场到结尾,都别走,我去。”我就在黑板上写了“今晚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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